【巴林左旗】辽朝上京城的历史地位与作用

在今内蒙古东部巴林草原的腹地，静卧着一座中世纪时期已经颓毁的城池遗迹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辽朝上京城。辽朝上京城，是由契丹人建立的草原帝国——辽朝的都城。辽朝政权先后拥有五座京城，即上京、中京、南京、东京和西京城。但是，正如《辽史》所记载的那样：“辽有五京，上京为皇都，凡朝官、京官皆有之。余四京随宜设官，为制不一。大抵西京多边防官，南京、中京多财赋官。”只有上京城才是真正的都城，其余皆属陪都或担任一方重镇的职责。

契丹人曾经在中国北方草原活跃上千年，契丹人创立的辽朝政权，曾经长期统治中国古代北方地区几百年。因此，契丹辽朝在体制建设上兼具南（中原农耕民族）、北（北方游牧民族）政治体制特征，进而形成以“蕃汉分治”为核心的“南、北面官”制度；经济发展结构杂糅南、北不同的生产方式，达到农耕生产与游牧经营并举互补的局面；文化机制则采取广纳博收，学习其他民族或地区的文化精髓，创造出多民族文化互相交融的发展态势。这些，既是古代游牧民族封建体制建设发生转变的象征，也是中华民族历史凝聚力形成的重要发展阶段。

辽上京遗址，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确立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。其城址分为“皇城（也称内城）”和“汉城（又名外城）”两部分，现今遗址内仍有明晰可辨的宫殿、官署、寺院、营幕、作坊、街道、垣墙、民居、市场、阁楼等建筑遗迹。城墙结构系分层夯筑。现存城墙仍有连绵耸立高达5～7米的颓塌墙基，遗址特征相当明显。内、外两城外廓墙总周长17华里，若以外郛为基准则总周长达27华里。是中世纪时期具有世界级水准的一流城市建筑。

辽上京，是我国中世纪时期出现的诸多封建割据重心之一，曾经延续使用两百余年，始终是辽朝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中心。契丹辽朝与中原北宋政权、宁夏党项政权以及西北高昌回鹘政权、西藏吐蕃政权和云南大理政权等一同构成封建割据的对峙局面。尤其是契丹辽朝在与北宋政权形成直接对抗、并存的局面中，又再次塑造出新的“南北朝”局面，并在历史上留下许多友好往来的新篇章。传说辽朝中后期的城市建筑，也直接模仿或学习了北宋城市建筑的基本特点。辽朝的上京城，不仅是辽、宋对峙时期的指挥中枢，也是辽宋双方友好往来时期的北部终点站，北宋时期诸多知名人士欧阳修、韩琦、富弼、苏颂、苏辙、王安石、沈括等都曾经奉使深入辽朝腹地，留下许多动人传说和历史佳话。因此，辽朝的上京城，也在历史上创造出许多独有的新贡献。

上京城学习和模仿唐朝的城市建筑技术，又创造性地构筑了充分体现“蕃汉分治”政治特点的城市布局。“皇城”与“汉城”采取分别独立对接的城市建筑体系，不仅标志着游牧民族政治力量已形成比较固定的统治中心，也是古代游牧民族都市建设采用“分治”方式的首创。不仅塑造了中国古代封建政治中心发展的新阶段，同时也昭示出古代城市建筑的基本发展趋向，譬如上京城自身显现的“日字型”建筑结构与布局、契丹人稍后修建的祖州城所具有的城厢式建筑特点等，都是元朝及其以后我国古代城市建筑与发展的基本特征。

上京城是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草原都城。它始建于918年，至1120年被女真军队攻占，其连续使用的时间，是国内其他任何游牧民族政权所无法比拟的。上京城是契丹辽王朝的政治统治中心，但上京地区却并非契丹辽朝的主要经济发展区域，只有南京道与中京道才是最根本的经济发展区域。政治中心与基本经济发展区域的分离，也是契丹辽王朝一项鲜明的特色之一。自澶渊之盟确立直至辽朝的灭亡，曾经有成千上万的外交使团成员，由此领受朝命，分赴周围的古族古国，即宣答了辽朝的基本政治旨意，也将辽朝的文化成果推介到域外地区。因此，上京城也间接地起到链接古代亚洲各地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。

上京城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商业“大都会”。经过辽朝历代帝王的不断修缮，其城市建筑规模，至10世纪末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具有世界意义的大都市。聚集着来自东、西、南、北各个地区的经贸、文化使团，还作为草原丝路东端的唯一枢纽，荟萃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丰饶物产。据《辽史》等文献记载，辽上京的汉城“各有楼对峙，下列井肆”，不仅城内修建专供中亚回鹘商贾居住使用的“回鹘营”，还将辽朝帝王的商业经营机构“回图务”，分别安置在后晋政权的都城汴梁（即今河南省开封市）和西域高昌回鹘汗国的都城（又名西州回鹘，即今新疆吐鲁番）。镇州（即今河北省正定县）、易州（即今河北省易县）、雄州（即今河北省雄县）、霸州（即今河北省霸县）、沧州（即今河北省沧州市）以及振武军（即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境内）、高昌（即今新疆吐鲁番）、宁江州（即今吉林省扶余县境内）、渤海等地都分别设立贸易交流的“互市”场所，与北宋、西夏、回鹘、阻卜、女真、高丽、日本等，互通有无。来自古代东西方地区的“商客”与经贸、文化使团，络绎相望，不绝于途，汇聚上京城，或习学契丹文字、研修佛法，或引进各项新技术、输出各项物质文化成果。使上京城起到了繁华都市的历史作用。

据史书记载，辽朝以银、钱、布、羊、马、驼、皮毛、鞍马、弓箭及蕃罗等丝织品换易宋朝境内的茶、绢、犀象、香药、缯帛、漆器、书籍等，“女真以金、帛、布、蜜、蜡、诸药材及铁离、靺鞨、于厥、阻卜等部以蛤珠、青鼠、貂鼠、胶鱼之皮、牛马羊驼、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，道路繦属。”高丽以纸、墨、米、铜、人参、粗布、龙须草席、棉紬、细布、藤器、无灰木刀把，西夏、回鹘以珠、玉、犀、乳香、琥珀、玛瑙、镔铁器、马驼、斜喝里皮（又名徐吕皮，即回鹘野马皮）、红虎皮（即回鹘獐皮）、苁蓉、井盐、沙狐皮、犬子及毛织品等致取辽朝境内生产的各种物品。上京城成为名副其实具有世界意义的“繁华都会”。

其实，契丹人与古代西域以及西方世界的经济文化联系，早在辽朝建立之前就已经形成。据古代西亚史料记载，9世纪末，阿拔斯王朝的历史撰述人雅库比，就已经在其《阿拔斯人史》（成书于公元875～880年）一书，明确记录了“契丹芦荟”——这种来自古代东方（确切地说是来自中国北部）的物品名称。所谓“契丹芦荟”，其实就是当今中国境内仍然盛产的北大黄。北大黄以其“气清香”的特点，具有药用价值和调制香料及调味品的作用。古代西亚地域以“契丹”命名这种物品，说明契丹人的对外联系不仅时间较早，而且也相当广泛。至今上京城内还生长着一些可能是由中亚商队携带而来的特殊植物——骆驼蓬。骆驼蓬，原本生长于河西走廊周围、西域及中西亚荒漠沙地和干旱草原地带，绝非巴林草原所宜有的本土植物，迄今巴林草原也唯有上京古城遗址内存在此种植物的繁殖。

迄今，繁华的上京城早已化为过眼云烟，随着历史铅华的消褪，昔日灿烂的容颜已经无复存在，往日那些巍峨壮观的宫观楼阙也为萋萋荒草覆盖……。然而，我们不应忘记：正是由于契丹人独特的历史贡献，使西方欧陆世界才最早通过契丹知道中国！至今俄语及英语所分别保留的对中国的称谓【Китай或Kitay】和【Cathay】，实际就是对“契丹”这个语词的直接音译。还有，现今的巴林草原就是契丹人的故乡，起码也应是契丹皇族耶律氏的故乡。巴林草原仍以热烈豪放的契丹风，笑迎来自四面八方、五湖四海的亲朋与宾客！